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在国家低碳试点启动一周年之后，五省八市的试点的实施方案近期有望获批。
“低碳试点实施方案的质量决定了以后的工作质量，所以国家发改委在地方上交方案后批复时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国家发改委国内政策和履约处处长蒋兆理对本报记者透露，“最近一两个月，13个试点的方案会全部批复下来。”
本报记者了解到，从地方按照规定的时间上交方案至今，已经过去近一年时间，但至今尚无一个方案获批。
这么长的一个待批期，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北京办公室高级顾问杨富强看来，一个原因是地方上交的时间上限一直迟延，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考虑到地方的低碳试点方案要与国家“十二五”的相关规划的协调和匹配。
多位地方发改委官员告诉记者，试点方案获批与否，对工作的开展影响很大，特别是一些涉及到一些定量指标性的东西，只有在国家最后敲定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分解。
“9月，国家发改委将组织试点地区的低碳工作负责人，组团去美国做得比较好的城市去考察，以更好地启迪思路。”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气候司的人士对本报记者指出。
试点方案上交时限一再推迟
去年7月19日国家正式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了5省8市的低碳试点， 要求试点于8月31日之前上交低碳试点实施方案 ，并于8月18日召开了国家低碳试点的启动会议。
但是，大多数试点未能在8月31日之前上交试点方案。记者从多个地方发改委了解到，尽管各地在前期申请试点时也有所准备，但准备的程度各有不同，再加上普遍没有经验，在短期几个月完成试点方案，还是有很大难度，因此方案上交的时间一直延迟，从8月31日推迟到9月30日再到去年年底，直至今年上半年。
其中，有些地方试点的方案上交比较早，比如南昌。南昌市发改委总经济师柳华对本报记者介绍，在去年9月底，南昌就上交了试点方案，属于比较早的一批，“这和南昌早在2月份就知道自己入选了试点有关”。
柳华对记者介绍，尽管在去年7月19日国家才正式发文确定13个试点，但实际上试点的确定是分两批的。第一批包括广东、湖北、南昌、重庆和保定这5个试点，早在去年2月就已确定，“早确定的试点准备就比较充分”。
记者了解到，也有一些地方试点上交比较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承担了更为重要的工作，比如天津。天津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介绍，从去年上半年直到10月，他们的工作都在全力围绕承办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展开，所以在实施方案上花时较少，只能在会议结束后再准备。
一位地方试点的发改委的官员对本报介绍，在经过多次反复论证之后，他们在今年5月份才上交试点方案。
试点方案卡在哪里
“不但我们的试点方案还没获批，而且据我了解，没有一个试点方案获批，大家都在等待。”柳华对本报记者介绍，这已引起各方议论和猜测。
对此，蒋兆理解释说，背后并没有特殊的原因，发改委在履行正常的工作程序，地方交了初稿，我们要组织人论证讨论，提修改意见，使其更加完善。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助理徐华清进一步指出，发改委高度重视低碳试点工作，视其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抓手，但低碳试点到底该怎么做，大家都没经验，所以在试点推进上非常慎重，要充分保证方案的可操作性，“方案的批复最终要通过发改委主任会议讨论才能确定”。
在杨富强看来，低碳试点方案迟迟不能通过的原因在于，其中涉及的多项指标，如节能强度指标、碳强度指标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等，还面临着与国家相关规划的衔接问题，而不少规划的分解方案目前还没最后敲定。
以碳强度目标为例，“虽然国家已经将指标初步分解到各个地方，但分解结果还未正式公布，也就意味着可能还会有变数，地方要在试点方案里面提一个与最后分解目标相一致的目标，估计试点方案要等与之相关的规划或者分解方案公布后，才会获批。”杨富强解释。
对这种解释，一位公共政策专家提出异议，“既然是试点，那么步子就应该改大一些，试点理应在国家初步分解给它的指标基础上，提出一个相对更高的目标，这样才能体现先行先试的意义。因此，试点方案与其他指标分解的衔接，不应成为推迟方案获批的障碍。”
按照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微博)分析，指标的高低可能是地方发改委最为纠结的地方，如果提的指标比较低，国家发改委可能不满意，而如果提得高，地方政府负责人有意见。
另据本报记者了解，去年国家发改委为试点中的7个省市提供了50万资金，作为其编制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的启动资金，但除此之外，并无专项资金支持试点建设。“因此，气候司在批复规划的同时，可能还在努力争取资金。”一位熟悉发改委工作的专家指出。
林伯强认为，这种理由成立的可能性不大，“低碳试点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发改委可能拨给的专项资金，地方需要的是名头或者可能的优惠政策。”
试点方案大都没特色
在试点方案是否获批之外，试点方案的质量同样值得关注。
“各地试点方案大同小异，仿佛是从一个模子里面出来的，面面俱到，但又毫无特色。” 一位参加过地方试点方案论证的低碳政策专家对记者感叹，“我还没看到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方案。”
一位地方发改委官员对记者坦承，没有特色毫不奇怪，“方案是按照政策文件的形式做的，政府的思维习惯是首先是保证没有纰漏，滴水不漏，至于有没有特色不在考虑之列。”
他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而言都是全新的事务，地方的政策创新往往需以国家政策明晰作为前提，而国家“十二五”的低碳政策还没有推出，所以即便地方政府有想法，但往往一旦涉及到体制和机制性的东西，要么害怕承担风险，要么没有改革权限，所以无法写进方案。
“各地对低碳试点方案到底试什么，也没有形成共识。这从各地试点方案中的所提的主要量化指标各不相同，可以得到印证。”前述低碳政策专家分析。
根据记者掌握的三个试点方案来看，南昌设置的量化目标主要包括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森林覆盖率和活木蓄积量四个指标，陕西设置的量化目标分别为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森林覆盖率和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的比例，而广东的量化目标最少，只有一个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杨富强认为，低碳发展的目标需要细化，但更为主要的是试点地区在这些指标上要作为表率，为非试点地区提供借鉴参考。
本报还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将于9月带领试点地区的地方发改委负责官员，去美国低碳发展做得比较好的城市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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