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5日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大发表了两个小时主题为“金融危机后的金融政策”的演讲，系统梳理了金融危机的成因，详细阐述了G20确定的“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在互动环节，他否认中国存在货币“超发”，并称2010年以来一系列流动性回收政策早在2009年底已经定调。
2010年11月首尔召开的G20峰会，批准了“宏观审慎性管理”的基础性框架，各个国家都要贯彻执行。周小川介绍，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目前包括的要素主要有：如何建立更强的监管和更强的体现逆周期性。比如，巴塞尔III对资本提高了要求，首先是有最低资本充实率，要求核心资本特别是吸收损失能力比较强的普通股占比较高。再比如，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要求有更高的资本。框架还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经济好时多积累，经济差时可以消耗一些。
中国在前不久召开的“17届五中全会”正式文件中写到了“要建立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提到建立这样的政策框架。
周小川解释说，中国不太喜欢在党或者政府文件里面用比较新的词，为什么这次用了呢？“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和G20有关，中国是G20重要的国家，起核心作用。既然G20共同声明中采用了这种描述，当然我们要普及这个概念，应用它，积极落实执行。”
在回应被广泛关注的中国是否存在货币超发问题时，周小川认为，金融危机后，宏观政策必须“出拳要重，出手要快”。如果“出拳不重，出手不快”，可能导致无法对冲危机，使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现在也有国家存在这样的情况。金融危机后，我们国家的应对总体是成功的，当然政策作用于经济也有一个惯性的问题，不可能刚刚好调整到位。他打比方说，运动员到终点撞线时，不可能做到用力刚刚好，触到线就停下来，因为有惯性。
截止到目前，2010年已经六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第一次是在2010年1月，事实上政策基调是在2009年底确定的。回收流动性的举动2010年年中有暂停，是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当时还看不太清楚，所以观望了一阵。
他同时解释说，流动性回收，存款准备金的调整不仅仅是针对CPI，即使没有通胀，考虑到贸易盈余增多，资本流入，或者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增长，也需要加大对冲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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