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用工荒”，究竟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经过20多年的持续输出，是否正从过剩转向紧缺？“用工荒”释放出了哪些新信号？
前所未遇的“用工荒”
“三六九往外走”，记者这两天在广州火车站看到，很多农民工背着大包小包回到广州。未到元宵节即返厂的贵阳农民工卢盛才，之前在佛山市立邦模具厂做焊工，每个月能挣2500元左右。这次老板打电话，说工资又提高了，他才过来。
“今年广东的就业形势好，很多老乡回家前就被‘预订’，一些人过节的时候就接到电话要求提前回来上班。”卢盛才兴奋地说。
在订单回升、季节性用工难、劳动力求职人数下降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珠三角近来持续“找工难”。在东莞、佛山、深圳等地出现反季节“招工潮”，但还是满足不了众多企业的“胃口”。
长三角地区一些城市遭遇的“用工荒”更是前所未遇。据不完全统计，仅浙江湖州用工缺口目前已经达到5.3万。民营经济重地台州市仅市区企业提供的岗位数就有4.5万个，而进场求职的农民工只有1.4万人，供需比为1∶3。杭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前两天更是创造了劳动力供需比的新纪录1∶20。
位于纺织大县绍兴的天圣控股公司春节后面临1000人左右的用工缺口。工会主席魏国良说：“感觉工人越来越少，2010年的用工缺口比往年都要大，元宵节之前肯定开不了工。”
国内制伞业龙头企业浙江红叶制伞有限公司为了能够顺利招到工人，开出了公司成立以来最优惠的招工条件：老员工每介绍一个新员工就给予600元的奖励，新员工到公司就业的第一个月就能拿到600元的“适应性补助”。
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认为：“2010年的用工形势将是历史上最为严峻的一年。”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开展的关于企业用工需求情况调查显示，这轮“用工荒”涉及企业的范围正在扩大，几乎蔓延到制造业、化工产业、批发零售业、餐饮服务业等大部分企业，“有52%的企业预计今年春节后招工有困难，招工难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三大原因助推“用工荒”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认为，尽管从全国范围看，“用工荒”还是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供给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近阶段，在沿海发达地区的“用工荒”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将伴随着企业经济转型升级始终。
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金融风暴发生后，农民工就业趋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输入地由原来的以珠三角地区为主，转变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西部地区；二是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企业逐步由出口加工型向内销型转移；三是在输出地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农民工由转移就业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就地创业转变。
一些政府部门官员和多位企业家表示，仅仅一年的时间，劳动力市场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很多企业还未从去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调整过来。耐人寻味的是，当东部沿海地区遭遇“用工荒”的同时，一些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比重却在不断上升。
人们疑惑，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前一些沿海地区面临如此严峻的用工短缺？
——经济回暖与此前的“用工荒”形成反差，供需高峰期错位。根据流动就业的惯常情况，每年第一季度(集中在春节后)是劳动者外出求职的旺季，也是企业用工需求的旺季。但受金融危机影响，春节前，部分企业因订单不足等原因搁置了新一年的用工计划，但最近，长三角、珠三角外贸明显回暖，当订单急剧增加时，部分企业招工告急，因而出现短期性、局部性招工难。
——求职人数同比下降，求职群体出现结构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目前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显示，新求职人群以“80后”、“90后”为主，约占70%。新一代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除工资薪酬外，更加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相当部分新劳动力不愿意从事流水线的一线普工工作，就业流动性加大，造成了局部地区出现用工紧张。
——中央及各地惠农政策效应不断显现，地区差异缩小使外出打工者减少。据了解，金融风暴肆虐时，近百万人被迫离开东莞，工资待遇过低是主要原因，如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到800元。随着东部与中西部在工资以及福利待遇上的差距逐步缩小，加上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惠农和就业扶持政策，如今选择在家乡务农或就地打工生活成本反而更低。
浙江义乌市在中西部16个省市建立了66个劳务协作基地，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最近明显感受到中西部地区在劳务输出方面发生的变化：“欠发达地区以前鼓励劳务输出，看重的是打工者一年能挣多少钱回来，现在提得最多的是招商引资，提出农民工到义乌并不一定赚多少钱，而是要把技术学到。”
浙江淳安县是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大县，每年有10万人在外打工，如今也打算把工人留在家门口。县里劳动部门特地在春节期间，趁着许多农民工还没出门，召开了一场劳务供需洽谈会，当地企业一下子就提供了2.5万个就业岗位。
“用工荒”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用工短缺正在倒逼沿海企业提升农民工薪资福利步伐。浙江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说：目前义乌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在每个月1200－1600元，远高于政府规定的850元最低工资标准。为了留住想回中西部地区的工人，沿海企业已经大幅追加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各项福利保障。
注重新生代农民工求职群体的诉求，原有用工模式亟待创新突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享受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等因素对于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流向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要增强对求职者的吸引力，提供好相关的综合服务，保障其合法权益才是长久之计。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用工体制。据了解，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是按照属地化管理，即劳动力在哪里打工，就属于当地人口的一部分，其低保就会纳入当地政府的管理范畴。而目前我国还没有把农民工纳入当地的属地化管理，农民工对打工地缺乏归属感，因而流失性大。
健全城乡一体化就业登记制度。记者兵分多路调研农民工就业状况时，碰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不少地方政府或部门，说不清本地究竟缺多少农民工，或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就业。谜团一般的“民工荒”数字，反映了城乡一体化就业登记制度的不健全。政府有关部门要应对“用工荒”，必须摸清当地农民工就业总体状况。
“用工荒”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经济恢复的双重压力下，此轮“用工荒”成为长三角、珠三角加快产业升级的驱动力。记者调查发现，既要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要彻底摆脱用工短缺的困境，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转型升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要么企业加薪，要么民工不来，有远见的企业家就会通过转型升级获得的效益来消化劳动力薪资提升后上涨的成本，这是一种倒逼，但市场之手永远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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